今日，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在官网同时公布了 2025 年新当选的院士名单，其中中国科学院新增73位，中国工程院新增71位，共计144位。从数学物理到生命科学，从材料到能源，这份名单像往常一样，被视为国家科技版图的新一次更新。然而，在掌声与祝贺的背后，熟悉的讨论再度浮现：如此繁复而庄重的评选程序，是否真能隔绝外界的力量？当高校负责人、科研机构主管、企业技术高管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名单之中，“学术贡献”与“组织权力”的交叠也再次成为话题。院士选举本应是科学共同体的荣誉时刻，却在中国现实的制度土壤中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形状。而这恰恰是理解中国院士制度——以及它与美国完全不同的运行逻辑——的起点。
中国模式：国家荣誉、利益纠缠与“指标化学术”
如果将那份名单视作一张结果图，那么评选背后的机制更像一台在暗处缓慢运转的机器。今年的两院增选自四月启动，历时近一年：提名、资格审查、外部盲评、学部复核、终审投票，每一道程序都严谨而繁复，似乎试图用制度的层层过滤来守住学术的边界。一位接近流程的科研管理者说：“从春天到深秋，整个学部都处在一种无形的紧绷里。”在两院公布的纪律中，“八不准”是定期重申的咒语——禁拉票，禁公关，禁利益交换。然而，即便程序严密，外界仍然很难忽视制度背后那股不断汇聚又不断扩散的力量：院士在中国并不只是荣誉。
在提名阶段，这种力量最早浮现。表面上两条通道——院士提名与学术团体推荐——足够清晰，但在论资排辈的现实里，它们常被更多主体接力：高校的学术委员会、研究所的党委、行业主管部门的荐举、地方政府的统筹，像一张肉眼不可见的网，将候选人悄悄往前推。候选人名单揭开后，人们总能看到熟悉的机构——“双一流”大学、央企实验室、重点实验室；也能看到熟悉的角色——校长、院所负责人、企业高管。因为一个院士往往意味着项目通道、财政倾斜与学科话语权，某些单位把“出院士”当成年度任务。正因如此，科研界流传着类似的研究：当一位企业高管成为院士后，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与项目资助会显著提升。这不是阴谋论，而是制度运行的一种自然回声：院士头衔在中国早已资源化，而提名不过是资源网络的入口。
进入评审，力量的形状开始变得更加复杂。两院增选指南强调，要倾向国家重大工程、“卡脖子”技术、战略新兴产业。这些导向本身正当，也回应现实需要，却在实际审议中与另一套隐性目标纠缠：地区平衡、系统照顾、单位期待、行业传统，乃至地方与部委之间的默契。当一个候选人既是科研带头人、又是重大项目负责人、还是单位“一把手”时，学术与管理的界线很容易被收缩进一个模糊的轮廓里。工程业绩往往能以厚厚的材料佐证，却难区分个人贡献与集体执行；产业指标能以数字增减呈现，却不一定反映科学的深度。久而久之，学界关于“谁更会运作，谁离院士更近”的隐秘情绪便悄然滋长。原创贡献始终重要，但在多重目标的缝隙里，它往往不是最具决定力的。
最后一道门槛看上去最硬，也最无奈。为了遏制寻租，两院近年来不断强化行政把关：学部主席团逐层审议，党组审定有效候选人名单，各类纪律通知定期下发，候选人材料公示接受举报。这些措施确实让流程更加规整，却也让院士评选更像一场在国家、地方、单位与学术共同体之间的“综合谈判”。有时，纪律越严，反而越能反映制度中真实存在的弹性空间。行政作为最终审查力量，一方面保障政治与伦理底线，另一方面也巩固了公众心中那种挥之不去的认知：在当下的科技体系里，院士并不仅仅是科学家，而是国家资源分配的一种标记。在这样的背景下，“腐败阴影”便成为难以彻底消散的结构性宿命，而非个别人的选择。
美国模式：封闭共同体如何压缩利益冲突空间
美国国家科学院体系由美国国家科学院（NAS）、美国国家工程院（NAE）和美国国家医学院（NAM）组成。但和中国不同，院士增选看上去是一项“安静得不可思议”的年度仪式。今年四月，NAS 发布了 120 名新院士名单，NAE 与 NAM 也各自增选百余名，但在此之前的几个月里，不会有候选人公示、没有机构动员，也不会出现媒体追踪。院士本人往往在收到录取邮件以前，对整个过程一无所知。这种低调并非冷漠，而是美国科学院体系长期坚持的制度传统。这三家机构虽常被联邦政府咨询，却在法律上属于私立非营利组织，其经费结构中基金会与私人捐赠占约七成；理事会定期轮换，无终身领导，并接受独立审计。这种治理独立性，使“院士”在美国始终停留在象征性学术荣誉，而不会成为可以撬动资源或行政权力的杠杆。
在制度操作层面，美国院士评选构成了一个高度自治的“同行封闭共同体”。入口极窄：只有现役院士有权提名，候选人不能自荐，大学、研究机构、地方政府或企业都没有正式渠道介入。每位院士每年可提名人数有限，NAS 章程甚至规定，任何院士在一个年度内对超过三名候选人施加实质性影响都属违规。这样的限权设计，直接压缩了“人脉扩散”的可能性，使评选更像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缓慢自我更新，而非可被组织或资本动员的过程。
评审环节则贯穿着“去中心化”逻辑。NAS 下设 31 个专业小组，NAE 与 NAM 则按学科划分学部，所有评审材料均以匿名方式呈现，审查者不得与候选人接触，也不得试图从材料中“识别”对方。专业小组生成初评意见后，材料会被送往其他学部进行交叉互审，后者主要关注评审逻辑是否一致、引用指标是否合理，而非专业技术细节。2025 年起，美国科学院在部分学部测试 AI 辅助量化系统，用机器自动汇总引用分布、跨领域影响力与引用质量，以减少传统评价中“热点追随”或“熟人偏好”的风险。制度封闭，却比开放程序更难被操控。
最具特色的，则是利益冲突制度的严苛。美国院士评选的每一位参与者都必须申报与候选人的合作、师承、商业关系、所在单位或资助背景，一旦存在实质性关联即自动回避。违规申报的后果几乎是职业死亡——终身禁选、声誉受损、学界排斥。今年，一位来自哈佛医学院、原本被视为“当然入选”的候选人，因为正在接受有关科研资助的调查而被直接撤销资格，尽管调查尚未给出结论。评审委员会给出的理由是：“任何未澄清的关联都可能影响共同体的判断。”在美国科学界，院士头衔本身并不带来经费、行政级别或机构资源，因此没有人愿意为“帮关系户”冒如此代价；学术声誉才是最核心的资产。
这一切的背后，是美国科学界延续自 1863 年《科学院宪章》的基本理念：科学必须由科学共同体自己治理，而非依靠行政系统裁定优劣。封闭共同体本身并非天然公正，但当入口窄、权力被分散、利益冲突被严控、激励结构又让“违规”风险远高于收益时，它就形成了一套稳固的制度壳层。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三院的评选没有神秘感，却长期保持全球公信力：制度并不依赖某个时代的道德，而依赖一套能抵御干扰的设计。
多余的话
改革的讨论在学界从未停过，只是每到一届增选落幕，它又被重新提起，好像被风吹起的尘埃。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真正的改变或许并不在于再加一道程序、再设一条纪律，而在于把制度的重心悄悄挪回到科学共同体本身——让权力链条变短一些，让行政的手离得远一些，让提名与评审重新回到那些真正理解学科语言的人手里。院士本该是学术生命的自然延伸，而不是机构、地方或部门间博弈的产物。
另一条更隐秘但更关键的路线，则是减少“院士”与资源、地位、机遇之间的硬绑定。只要一个头衔能改变一所大学的排名、影响一座城市的财政、左右一项重大项目的指向，它就不可能在制度上保持轻盈。让院士重新回到“标记学术贡献”的本意，需要建立真正严格的利益冲突制度，也需要让资源的流向回归更透明、更可验证的标准——不是靠头衔，而是靠成果本身。
最终，人们关心的或许不是某一届选了谁，也不是外界的争议声有多大，而是院士制度是否仍能作为科学共同体的象征——不被过度功能化，也不被制度的缝隙拖累。中国的改革路径或许不用复制美国的模式，但它必须直面一个简单却困难的问题：当院士不再是“资源入口”，而只是“学术标记”时，制度才可能从沉重回到清晰。从那一刻起，科学家的名字或许才能像它们本该的那样——只因科学，而被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