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已向内部科研人员发布通知，计划自2026年3月1日起，停止使用院属科研经费为部分高收费开放获取（Open Access, OA）期刊支付论文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s, APC）。消息一经披露，在国际出版界与科研界引发高度关注。多家国际出版商尚未公开回应，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一决定可能对全球开放获取出版市场产生实质性冲击。
根据披露信息，此次被列入限制名单的期刊数量约30种，主要集中在生命科学与综合性自然科学领域，且普遍具有较高国际影响力。其共同特征是版面费标准较高，多数超过5000美元，部分接近7000美元。中国科学院方面尚未公布完整名单，但多家媒体报道提及，包括《Nature Communications》、《Science Advances》、《Cell Reports》、《The Lancet Global Health》等知名开放获取或高收费期刊均在讨论范围之内。这些期刊长期以来吸引大量中国科研论文投稿，中国作者在部分刊物中的占比已接近或超过三成。
政策核心：限制机构经费支付高额APC
开放获取出版模式近年来在全球迅速扩张。与传统订阅制不同，OA期刊通常由作者或作者所属机构支付论文处理费，以换取论文对公众免费开放。支持者认为，这种模式提高了科研成果的可及性与传播效率；但反对者指出，随着商业出版集团纷纷转向开放获取模式，APC水涨船高，科研经费支出压力不断加剧。中国科学院此次出台新规，核心在于“不得使用院内及中央财政科研经费支付特定高收费OA期刊的APC”，但并未禁止科研人员向这些期刊投稿。
值得注意的是，此举并非全面否定开放获取模式，而是对“价格过高”的期刊采取财政约束。根据相关报道，被限制的期刊APC普遍高于5000美元，而一些收费较低的OA期刊，如《PLOS ONE》、《Scientific Reports》等，并未在限制范围内。此外，对于混合出版模式期刊，如《Nature》或《Science》，科研人员仍可选择传统订阅路径发表，而无需支付开放获取费用。
中国科学院内部人士表示，近年来机构每年用于支付国际期刊APC的费用规模持续增长，已成为科研经费支出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研经费总量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如何优化资金使用结构、避免“出版成本过快膨胀”，成为管理层必须面对的问题。有学者指出，随着中国科研论文总量居全球前列，中国科研资金对国际出版市场的贡献亦在扩大，限制高额APC支出或被视为一次“结构性调整”。
中国作者比例高 国际出版商或受影响
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科研论文产出首位。在《Nature Communications》《Science Advances》等期刊中，中国作者占比显著。一些出版分析机构指出，中国科研机构是这些高收费OA期刊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若大规模机构经费停止支付APC，短期内或将影响部分期刊的投稿结构与财务模型。
不过，也有出版界人士认为，科研人员可能通过其他渠道筹措经费，或转向未被列入限制名单的期刊，从而减轻冲击。一位不愿具名的国际出版集团高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科研产出体量庞大，期刊编辑政策不会轻易因单一国家的财政措施而改变，但长期来看，各国科研资助机构对APC上限的讨论正在增多，出版市场或将面临更严格的价格透明度要求。
实际上，围绕APC费用的争议在欧美国家也持续发酵。德国科研资助机构曾对APC报销设定上限，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也曾提出加强出版费用监管的倡议。欧洲“Plan S”倡议要求受资助成果必须开放获取，同时强调价格透明。中国科学院此次举措，被部分国际观察者视为全球科研资助体系对高收费OA模式反思的一部分。
学术评价与出版生态的潜在变局
长期以来，高影响力开放获取期刊在科研评价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一些科研人员担忧，若机构经费无法覆盖相关费用，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投稿策略与成果展示渠道。也有学者指出，政策本身并未限制科研人员选择期刊，只是改变经费支付来源，因此对科研质量本身不会构成直接影响。
更深层次的讨论在于学术评价体系的转型。近年来，中国科研政策已多次强调“破除唯论文、唯影响因子”的评价倾向。若高收费期刊的财政支持减少，或将进一步推动科研机构重视论文质量与实际贡献，而非单一刊物品牌。一些国内学术出版从业者认为，此举也可能为本土高水平期刊带来发展机遇，提升国内出版平台的国际竞争力。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科学院作为中国科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策导向具有示范效应。若其他科研机构或资助单位跟进类似措施，全球开放获取出版市场可能面临更系统性的价格压力。对于国际出版集团而言，这或许意味着必须在成本结构与定价机制上作出调整，以回应主要科研产出国的财政信号。
总体来看，中国科学院拟暂停为部分高收费开放获取期刊支付版面费，并非简单的“缩减开支”，而是一次围绕科研经费使用效率与学术出版商业模式的政策试探。在全球科研开放获取转型进入关键阶段之际，这一举措的后续影响仍有待观察。未来数月，相关期刊投稿数据变化、出版商回应以及其他科研机构的政策动向，将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