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一场特殊的博士学位答辩会在东南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举行。没有厚厚的论文装订本，答辩的“核心材料”是一套已经在多座重大桥梁工程中落地应用的钢筋部品化智能建造技术。由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刘钊教授与中交二航局首席科学家张鸿总工联合培养的工程博士生郑和晖，正是凭借这套工程成果，顺利通过博士学位实践成果答辩。这被视为新修订学位法施行后，全国首批、江苏首例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的案例之一。
郑和晖的答辩并非个案，而是制度转向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中国工程类博士教育迎来里程碑式改革：学生不再必须通过撰写与发表学位论文来获取博士学位，而是可以凭借实质性产品、技术原型或完整工程方案作为答辩依据。“以产品成果申请博士学位”从政策文本走向现实操作。其法律基础来自202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并自202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为工程类博士提供了实践成果答辩和学位授予的明确依据。
随后，教育部发布《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基本要求（试行）》，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制定，进一步明确实践成果答辩的标准、程序与评价维度。文件强调强化工程创新能力、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并推动成果评价贯穿博士培养全过程。这一制度设计的核心，并非简单“取消论文”，而是重塑博士评价逻辑：从以论文数量和期刊影响因子为中心，转向以真实工程贡献和技术创新价值为导向。
在新规框架下，各高校可以根据自身学科特色自主设定实践成果答辩的评审标准。学生可以通过开发可产业化的新技术、原型产品或具有行业认可价值的工程成果申请学位，而不再单纯依赖论文发表数量。与过去强调理论论文和数量指标的模式不同，这一改革更关注成果在真实工程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换句话说，博士生必须证明自己能够在复杂工程场景中提出方案、完成验证并产生实际效益，而不仅仅是写出一篇高分论文。
改革如何落地
这场改革的实施框架高度体系化。首先，从培养方式来看，绝大多数试点高校采用“双导师制”：即由高校学术导师与行业企业专家共同指导博士生科研和项目实施。这种机制弥补了高校培养与产业需求之间的差距，使博士研究既有扎实的学术基础，又能应对工程应用中的实际挑战。以重庆大学为例，其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袁小虎的课题，由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联合指导，形成了从课题设计、实验研究到工程验证的全过程管理体系。这种模式不仅让博士生接触真实工程问题，还让科研成果直接服务于企业项目。
其次，在答辩评价机制上，《基本要求（试行）》明确提出，实践成果答辩需围绕技术指标、工程可行性、产业应用效果和创新贡献展开。答辩委员会除了传统学术评审人员，还需邀请行业专家、企业技术主管及工程实践评价专家参与综合评定。实践成果答辩不再以学术论文篇幅为基础，而是以技术质量、原型运行效果及技术推广能力为核心。也就是说，学生需要用“实物说话”，向评审委员会展示成果能否真正解决行业痛点，能否推广应用，而不仅是纸面论证。
在全国范围内，已有多个高校的实践成果成功落地。例如，前面所说的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博士生郑和晖开发了可像积木一样拼装的桥塔结构模块。他的成果被应用于常泰长江大桥桥梁工程，显著提升了施工效率，简化了安装流程。另一例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生魏连峰，他自主研发的真空激光焊接技术与装备系统突破了航空零部件和核电设备高精度焊接的瓶颈，已被多个国家重点研发平台纳入试验和推广。重庆大学博士生袁小虎研发的630℃超超临界汽轮机阀门抗氧化涂层系统，在提升高温蒸汽耐蚀性能的同时，创造了超过亿元的经济效益，并纳入国家能源装备示范项目，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与多项行业标准参与制定的成果。
这些案例显示，与过去强调论文数量的新学位评价体系相比，新制度更加突出成果的实际工程意义，能够为产业链创新提供直接技术支撑，也让博士教育真正实现了“在生产一线成长、在创新前沿实践”。
改革背后的逻辑与挑战
这次工程博士教育改革绝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国教育和科技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中国博士毕业评价体系以论文数量和质量为核心，导致“论文工厂”和“学术不端”等现象普遍出现，也削弱了技术型人才的实践动力。修改后的《学位法》明确允许博士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这回应了社会对科研诚信、工程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融合的迫切期待。
从宏观层面看，这一改革有多维战略意义。首先，它对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直接支撑。半导体、人工智能、航空航天、能源装备等战略性产业领域迫切需要能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博士人才。通过实践成果答辩制度，高校和企业可以共同培养能够直接解决产业瓶颈技术难题的高层次人才，这对提升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至关重要。其次，这一改革推动了产学研深度融合。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和多所高校与央企合作建设工程实践基地，让博士生在企业真实项目中接受训练、参与攻关，打破传统“象牙塔式”学术教育，让科研成果更容易落地为现实生产力。
当然，这场改革也伴随争议。批评者担心，过度强调实践成果可能弱化基础理论研究的原创性，博士教育的核心“创造新知识”的使命可能因此受影响。未来在完善实践成果评估体系时，需要兼顾理论价值与工程应用贡献，确保培养出的博士既具备系统科学素养，也能解决现实技术问题。
展望未来，随着实践成果答辩制度的进一步推行和评价机制完善，中国工程博士教育有望在全球博士培养体系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术与实践并重模式。这一模式也可能为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其他应用性学科探索提供参考，开启高等教育评价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