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大选后重返白宫的特朗普政府，很快把高等教育推上政策风暴的中心：联邦教育部大规模裁员、在全国范围内收紧乃至叫停多样性、公平与包容（DEI）项目，以“打击校园反犹太主义”为名冻结名校数十亿美元研究经费，同时收紧国际学生签证、调整科研资助方向。到 2025 年 11 月，白宫和联邦机构已在民权、科研、移民和学生资助等领域发布或执行了数十项行政命令和监管举措，相应诉讼在全国各地联邦法院排队推进，美国大学体系正经历自冷战以来少见的剧烈重构。
行政风暴：从教育部裁员到 DEI 收缩
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联邦政府整体启动“瘦身”计划，教育部是裁员重点之一。根据人事公告和媒体梳理，教育部编制在 2025 年内将削减约 1,300 个岗位，涉及民权办公室（OCR）、联邦学生资助与科研协调等部门，整体规模从约 4,000 人降至 3,000 人出头。多个州和教师工会起诉称，这一做法“事实上削弱了联邦对教育公平和学生权益的基本保障”，但最高法院在 2025 年夏天允许裁员计划在上诉期间继续执行，仅由下级法院对部分细节加以限制。
人员收缩直接影响到校园歧视和性侵投诉的处理能力，也为后续政策铺路：OCR 立案速度放缓，但对少数“示范案件”的处理更具选择性和惩罚性。蓝州州政府尝试以州资金、州级民权机构“托底”，而部分红州则公开欢迎联邦“松绑”，主动要求高校对 DEI、人权研究和学生组织实施更严监管，州与联邦之间的权力张力在校园层面被具体化。
在 DEI 方面，白宫通过多道行政命令和部门指导文件，要求联邦机构“终止基于种族和身份的优惠”，把“恢复基于功绩的机会”确立为教育和科研经费分配原则。教育部和司法部发送所谓“合规信”与调查通知，要求高校审查 DEI 办公室、强制性多样性培训，以及在招生、招聘和晋升中的“身份加分”做法，否则可能失去联邦资助资格。
2025 年 3 月，教育部民权办公室宣布对 45 所高校启动调查，焦点之一是它们与致力于提升商学院少数族裔博士比例的非营利组织 The PhD Project 的合作是否违反《1964 年民权法》第六条。被点名的包括密歇根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莱斯大学、肯塔基大学、俄勒冈大学等研究型大学。这些学校在舆论和诉讼压力下，暂停或重塑相关项目，以“基于社会经济背景而非种族”为理由重新设计招生与资助规则。
在基层执行层面，“取消 DEI”已经从口号变成组织架构的调整：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宣布关闭多元与包容办公室，并将女性与性别研究、比较种族与民族研究等项目合并或终止；弗吉尼亚大学、密歇根大学等学校根据联邦和州层面压力，削减 DEI 职位，调整相关课程与行政部门名称。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和其他媒体的统计显示，自 2025 年初以来，已有数百所高校以更名、并入学生事务或完全撤销等方式调整 DEI 职位和办公室。
招生结构也在悄然改变。2023 年最高法院否决种族平权录取后，特朗普政府的反 DEI 政策进一步加大了名校“去种族化”招生的力度。以 2025 年秋季数据来看，哈佛等精英高校的黑人和西语裔新生占比明显下滑，而白人和亚裔比例上升；部分院校的黑人新生占比较 2023 年下降多个百分点。对于公共大学，尤其是本就依赖州拨款的院校，这类变化往往与学费上涨、州内奖学金收紧叠加，令低收入群体进入四年制院校的门槛抬高。
反犹调查：安全承诺与学术自由的碰撞
在以色列—加沙战争后持续两年的校园抗议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将“打击校园反犹太主义”提升至国家优先事项。2025 年 1 月签署的有关“进一步打击反犹太主义”的行政命令，要求司法部、教育部和国土安全部协调行动，强化对高校 Title VI（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和民族出身歧视）的执法，将某些亲巴勒斯坦口号和抵制以色列的行动纳入重点审查。
随后，司法部宣布成立校园反犹特别工作组，由保守派评论员兼律师 Leo Terrell 担任负责人，重点针对有大规模抗议和“安全争议”的校园展开联合调查。与此同时，教育部民权办公室对全国逾 60 所高校开启或扩大 Title VI 调查，其中既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常春藤盟校，也包括俄亥俄州立大学等大型公立大学。
政策威慑的核心工具是联邦资金。2025 年春，特朗普政府以“未充分保护犹太学生”为由，冻结哥伦比亚大学约 4 亿美元联邦研究资助，并提出一揽子整改要求，包括改革学生纪律程序、采用联邦推荐的反犹定义审查教学内容等。经过数月谈判，哥大同意支付逾 22 亿美元和解金（包括约 2 亿美元的联邦民权和解，以及面向教职工的补偿基金），换取绝大部分被冻结经费解封。
哈佛、普林斯顿等校则选择在法庭上直接对抗。联邦机构对哈佛启动对约 87 亿美元在研与未来研究合同的全面审查，并暂停超过 20 亿美元的现有科研经费支付，条件之一是“全面终止 DEI 计划并配合执法部门调查校园抗议”。哈佛教授联同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提起诉讼，指控政府通过资金“强迫大学放弃学术自由与校园自治”。2025 年 9 月，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法官 Allison D. Burroughs 裁定，冻结哈佛经费违反第一修正案和行政程序法，认定政府在缺乏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以打击反犹主义之名实施意识形态报复，并发布永久禁令禁止类似做法。
多起诉讼与调查相互交织：AAUP 与工会、学生组织发起的联合诉讼强调，现行 Title VI 的解释既要保护犹太学生免受歧视，也应避免把对以色列政策的批评简单等同于反犹主义。政府则坚持认为，校园上一些涉以色列的表达与骚扰行为已构成敌意环境。
其直接后果，是校园言论与课程设计的“寒蝉效应”：若干高校的中东研究、巴勒斯坦问题课程被暂缓或合并，一些教授因社交媒体言论遭到调查或停职，学生组织则在申请校内场地和经费时面临更严格审查。虽然部分数据表明，校园报告在案的反犹事件有下降趋势，但阿拉伯裔和穆斯林学生就歧视和报复提起的投诉却在增加，校园在“安全”与“自由”之间艰难拉扯。
科研与移民：创新体系的双重挤压
在科研资助层面，特朗普政府不再掩饰其“用钱导向意识形态”的策略。2025 年 8 月签署的《改善联邦资助监督行政令》要求各科研机构审查现有课题，重点剔除被视作“与国家安全或经济竞争力无直接关系”的项目。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曾试图把高校间接费用统一上限压到 15%，被麻省理工、普林斯顿、加州大学等校联合起诉；波士顿联邦法官随后裁定这一做法“武断而反复无常”，暂时叫停。
更具冲击力的是针对个别高校的“点名停款”。在哥大和宾大之后，普林斯顿大学公开表示，多个来自能源部、NASA 和国防部的研究项目被突然叫停，总额达数千万美元；部分气候与环境研究项目则被以“夸大风险”“制造气候焦虑”为由被商务部和相关机构撤资。相关诉讼认为，政府对高校科研资金的使用已经超出传统行政裁量，通过“附加条件”干预研究议题和校园治理。
在移民与国际学生方面，政府一方面延续并强化先前针对部分中东和非洲国家的签证限制，另一方面加强对中国等国理工科研究生、访问学者的背景审查。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加大对被怀疑“支持恐怖组织或从事间谍活动”者的签证撤销力度，个案中包括参加校园抗议的留学生。
多份数据与高校自报信息显示，2025 年秋季，美国高校新入学国际学生人数同比下降，跌幅在约两位数百分比区间，尤其是中国、印度等生源国降幅明显；同时，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研究型大学报告其 STEM 研究生项目与部分热门专业的国际申请量显著上升。这意味着，高校赖以支撑理工学科研究生教育和科研项目的重要学费与人力来源正在发生地理转移。
上述两条政策线在名校身上叠加：一方面，哈佛、普林斯顿、哥大等校面临数十亿美元联邦科研经费的冻结或缩减；另一方面，它们传统上高度依赖的国际研究生与博士后队伍面临签证不确定性。硅谷、波士顿等创新集群在国会听证会和媒体上反复警告，美国在 AI、量子科技和生物医药上的优势，正因为科研资助和人才流动的双重收紧而遭到削弱。
法律战场与全球版图：美国大学何去何从
几乎所有关键举措都已被搬上法庭。从教育部裁员、NSF 间接费用上限，到反犹调查和科研停款，再到学生贷款减免规则，联邦法院成了特朗普高教议程的“第二议事厅”。波士顿联邦法官 Myong Joun 在审查教育部裁员计划时，强调行政部门不得以重构部门为名绕开国会授权；而在哈佛案中，Burroughs 法官则把资金冻结视为对学术自由和校园自治的违宪威胁。
学生资助领域的争议，则集中在公共服务贷款减免（PSLF）项目。2025 年 3 月，特朗普签署《恢复公共服务贷款减免》行政令，要求教育部修订合格雇主定义，排除那些被认定存在“实质非法目的”的机构；10 月公布的最终规则列举了“支持恐怖主义、协助非法移民、从事被界定为对未成年人造成不可逆伤害的医疗行为（包括某些针对未成年人的性别肯定医疗）、构成系统性非法歧视等”，相关机构员工今后在这些单位工作的期间，将不再计入 PSLF 所需的合格服役年限。
多州检察长、非营利组织和医生团体已对这一规则提起诉讼，认为其赋予教育部过宽的自由裁量空间，也可能被用来惩罚为移民、跨性别青年和参与 DEI 项目的机构提供合法服务的公益工作者。教育部则坚持称，新规旨在防止纳税人资金被用于支持违法行为，并预计每年受影响的雇主数量“在两位数之内”。
在宏观层面，美国高等教育的版图正在被重新描绘。富有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凭借庞大的捐赠基金和全球声誉，有能力通过内部调剂、海外校区和私人捐款缓冲联邦资金冲击；而区域性公立大学、社区学院、小型文理学院以及历史上黑人学院，则同时承受着招生下滑、州预算紧缩和联邦监管不确定性的多重压力——2020 至 2025 年间，已有 80 多所私立非营利院校关闭或并入其他机构，更多学校被列入“高风险名单”。
在全球竞争维度上，美国仍在多项权威排名的前 100 名中占据最多席位，但中国内地高校在整体上榜数量上明显增长，并在 ARWU 等以科研产出为核心指标的排名中迅速逼近。 再叠加签证政策与经费环境的变化，美国“科研强国+人才磁铁”的组合优势正在被侵蚀，美国以外的研究与高教中心（尤其是东亚和英联邦国家）趁机加码投资，吸引人才。
学费和家庭负担方面，最新统计显示，本科生家庭在 2024-25 学年的平均支出较前一年继续上升，家庭收入和储蓄仍是支付学费的主要来源。对于收入较低的家庭，虽然 Pell 助学金覆盖面有所扩大、部分高校提高了“免费学费”的收入门槛，但在整体学费和生活成本持续走高的背景下，低收入学生要完成四年制学位仍面临明显压力。
结语：在撕裂中协商未来
与其说特朗普政府是在“调整”高等教育政策，不如说是在尝试通过行政命令、执法选择和资金杠杆，对大学的功能定位、治理机制和全球角色进行系统性重塑：从“多元与包容”转向“功绩与中立”，从“松散自治”转向以民权和安全为名的强力干预。
接下来几年，美国高等教育走向，至少取决于三条力量的互动：其一，联邦法院对于裁员、DEI 禁令、科研停款和 PSLF 新规等案件的最终裁决，将划定行政权力干预大学的法律边界；其二，红蓝州在经费、课程和校园言论方面日益分化的政策，将把美国大学系统进一步撕裂为两套价值与规则并行的子体系；其三，学界、学生和社会公众围绕“大学应当为谁服务、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的持续争论，将决定这一轮政治周期结束后，美国大学能否在全球竞争和国内撕裂之间，重新找到新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