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5月6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软实力”理论提出者约瑟夫·奈伊（Joseph Nye Jr.）在麻省剑桥与世长辞，享年88岁。他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奠基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共同撰写的这篇文章，发表于本月出版的《外交事务》杂志上。这是约瑟夫·奈伊生前最后一篇战略长文，不仅回顾了“美国世纪”的演变根源，分析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对美国软硬实力的重塑，也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战略图景发出重要信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既试图让美国主导世界，也试图让美国远离世界。他在第二任期伊始就挥舞着美国的硬实力，威胁丹麦要控制格陵兰，并暗示要收回巴拿马运河。他成功地通过加征惩罚性关税的威胁，迫使加拿大、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在移民问题上让步。他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今年4月，他宣布对全球多个国家征收大规模关税，令全球市场陷入混乱。不久后，他转变立场，撤回了大部分新关税，但仍继续推进与中国的贸易战——这是他当前对抗华盛顿主要对手的核心战线。
在做出上述一系列举措时，特朗普是以一种“实力地位”在行动。他通过关税向美国贸易伙伴施压的做法，表明他相信当代相互依存的格局增强了美国的力量。其他国家依赖庞大的美国市场的购买力，以及对美国军事实力所带来的确定性的依赖。这些优势使华盛顿能够对其伙伴进行强硬施压。这一立场与我们近50年前提出的观点一致：在非对称的相互依存关系中，依赖较少的一方拥有优势。尽管特朗普对美国与中国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表示遗憾，但他似乎也意识到，这种不平衡给予了华盛顿对北京巨大的杠杆。
尽管特朗普正确识别了美国强大的根源，但他在使用这种力量的方式上却从根本上适得其反。通过攻击“相互依存”，他破坏了美国权力的根基。与贸易相关的力量是“硬实力”，依赖于物质能力。但在过去80年里，美国还积累了“软实力”，这是一种源于吸引力而非胁迫或强加成本的力量。明智的美国政策应当维护、而非破坏那些增强美国实力的相互依存结构——无论是来源于贸易关系的“硬实力”，还是吸引力带来的“软实力”。如果特朗普当前的外交政策持续下去，将削弱美国自身，并加速二战后建立、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非常有利的国际秩序的瓦解。
国际秩序依赖于国家之间权力的稳定分布、塑造并赋予国家及其他行为体合法性的规范，以及支撑这种秩序的制度。而特朗普政府动摇了所有这些支柱。世界可能正步入一个“无序时期”，这个混乱时代只有在白宫改变路线，或华盛顿建立新的制度安排后才会终结。但目前正在发生的衰落，可能并非只是暂时的低谷，而是一次滑入幽深不明水域的骤降。在其反复无常且方向错误的增强美国力量的尝试中，特朗普或许正在不体面地终结美国主导地位的时代——那个美国出版商亨利-卢斯（Henry Luce）最早称之为“美国世纪”的时代。
赤字的优势
我们在1977年撰写《权力与相互依存》一书时，试图拓展对“权力”的传统理解。当时，外交政策专家通常从冷战军事对抗的视角来看待权力。而我们的研究则探讨了贸易如何影响国家权力，我们主张：在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中，不对称性会赋予较不依赖的一方以更大的力量。贸易权力的悖论在于：一个国家在贸易关系中获得成功——比如对另一国有贸易顺差——反而会成为其脆弱性的来源。反过来说，看似违反直觉的是，一个国家出现贸易赤字，反而可能增强其在谈判中的地位。因为赤字国有能力对顺差国施加关税或其他贸易壁垒。反之，顺差国由于可被制裁的进口较少，将难以有效进行报复。
威胁禁止或限制进口，常常能对贸易伙伴施加有效压力。从不对称相互依存与权力的角度看，美国在与其最重要的七个贸易伙伴的关系中都处于有利的谈判地位。美国与中国、墨西哥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贸易极为不对称，这些国家对美出口与进口的比例均超过2比1。日本（约为1.8比1）、韩国（1.4比1）和欧盟（1.6比1）对美贸易也存在不对称。加拿大的情况相对平衡，大致为1.2比1。
当然，这些比率无法全面反映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全部维度。一些制衡因素，如国内利益集团与外国市场中的跨国联系，或者个人和群体之间的跨境关系，都会使情况变得复杂，有时甚至会打破不对称相互依存带来的优势。在《权力与相互依存》中，我们将这些多层次的联系通道称为“复杂相互依存”。在对1920年至1970年间美加关系的详尽分析中，我们指出，这种复杂联系往往会增强加拿大的谈判力量。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美加汽车协议，就是在加拿大单方面出台汽车零部件出口补贴政策后启动的谈判中达成的。在分析不对称相互依存与权力时，必须仔细考察这些潜在的制衡因素，因为它们可能削弱本应赋予赤字国的结构性优势。
在贸易领域单独来看，中国显得最为脆弱，其对美贸易的出口与进口比例高达3比1。同时，中国既无法依靠联盟关系，也缺乏其他形式的软实力。然而，它仍可通过利用“制衡因素”进行反制，比如惩罚在华运营的重要美国企业，如苹果和波音，或针对美国国内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群体，如大豆种植农户或好莱坞制片厂。中国还可以动用硬实力，比如切断稀有金属的供应。随着中美双方更加深入地了解彼此的脆弱点，贸易战的重点也会相应转变，体现出这种“学习过程”。
墨西哥反制的手段更少，仍极度依赖美国的态度，因而易受其摆布。相比之下，欧洲在贸易领域具备一定的反制能力，因为其对美贸易较中国和墨西哥更为平衡，但它仍依赖北约，因此特朗普对“是否履行联盟义务”的威胁，可能成为有效的谈判工具。加拿大的对美贸易更为平衡，且与美国各类利益集团之间存在广泛的跨国联系，使其不那么容易受到打击，但单从贸易角度看，加拿大可能处于劣势，因为其经济对美国的依赖程度高于反过来美国对加拿大的依赖。在亚洲，美国与日本、韩国和东盟的贸易关系中也存在不对称，但由于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对抗持续，这种不对称性被部分抵消。只要这种对抗还在持续，美国就需要东亚和东南亚的盟友与伙伴，也就无法充分利用其由贸易带来的杠杆优势。因此，美国贸易政策的实际影响力，在不同地缘政治背景和相互依存格局下是变化的。
真正的力量
特朗普政府忽略了权力的一个关键维度。权力，是让他人做你希望其做之事的能力。这一目标可以通过胁迫、利益交换，或吸引力来实现。前两者构成“硬实力”，后者则是“软实力”。在短期内，硬实力往往胜出；但从长期来看，软实力常常更为持久。斯大林曾嘲讽地问道：“教皇有多少个师？”但今天，苏联早已不复存在，教皇却仍在。
特朗普总统似乎极度执着于胁迫和动用美国的硬实力，但他似乎并不理解软实力，也不理解其在外交中的作用。对像加拿大或丹麦这样的民主盟友进行胁迫，会削弱对美国联盟体系的信任；威胁巴拿马会在整个拉丁美洲唤起对帝国主义的恐惧；削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破坏了美国仁慈形象的声誉；压制“美国之音”则让美国丧失了向世界传递信息的渠道。
怀疑者会说：“那又怎样？国际政治是硬碰硬的游戏，不是温情脉脉的社交。”而特朗普的胁迫性、交易性外交方式，确实已经促使一些国家做出让步，并可能带来更多。正如马基雅维利在论述权力时写道：“君主宁可被人畏惧，而不是被人爱戴。”但最理想的状态，是既被畏惧也被爱戴。权力有三个维度，特朗普忽视了“吸引力”，也就忽略了美国权力的一个关键来源。从长远看，这是一种注定失败的战略。
美国的衰退，可能并非只是短暂的下滑，而是一次深不见底的沉沦。
而且，软实力在短期内也同样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具备吸引力，它就不需要过多依赖奖惩机制去塑造他国行为。如果盟友认为它是善意且值得信赖的，他们就更容易被说服，更有可能追随其领导——虽然现实中他们也可能会设法利用这种“善意大国”的姿态来获取好处。但如果面临的是霸凌，他们可能会被迫服从；然而一旦认定霸凌者靠不住，他们就会设法脱钩、减少长期依赖。冷战时期的欧洲就是这一逻辑的典型例证。1986年，挪威学者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将世界描述为分裂成苏联帝国与美国帝国。苏联通过武力在东欧建立“附庸国”，而美国的“帝国”则是“被邀请建立的”。苏联不得不在1956年出兵布达佩斯、1968年入侵布拉格，以维持其控制。而北约在整个冷战期间却始终稳固存在。
在亚洲，中国近年不断加大军事和经济硬实力投入，但也在积极培育其“吸引力”。2007年，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上明确提出要“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投入了数百亿美元。然而成果甚微，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与多个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不断升级；二是中共对民间组织和舆论控制相当严密，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国际形象的塑造。
至少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前，中国在全球舆论场中远远落后于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对24个国家进行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国家的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更具吸引力，只有非洲是接近五五开的例外。而在2024年5月，盖洛普对133个国家的调查显示，美国在其中81国更受欢迎，中国则领先于52国。但如果特朗普持续削弱美国的软实力，这一态势可能会发生重大转变。
诚然，美国的软实力历来起伏不定。越战和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在许多国家都不受欢迎。但软实力来源于社会和文化，不仅仅是政府的行为。即便在越战期间，世界各地游行反美政策的人们也不是高唱《国际歌》，而是唱着美国民权运动的代表歌曲《我们终将战胜》（We Shall Overcome）。一个开放的、允许抗议和包容异议的公民社会，是软实力的根基。但如果美国政府在接下来的四年内不断越界，而美国民主持续衰败，即便是基于文化的软实力也难以为继。
与此同时，中国正试图填补特朗普留下的空白。它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南方”的领袖，意图取代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和制度体系。“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仅希望吸引其他国家参与，也提供了实打实的经济硬实力。如今，将中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数量，已超过将美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如果特朗普一边削弱美国盟友间的信任，一边树立帝国野心，削减美国国际开发署，挑战本国法治，还退出联合国机构，却还幻想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取胜，他很可能会大失所望。
全球主义的幽灵
在特朗普等西方民粹主义者的崛起背后，徘徊着一个被妖魔化的幽灵——全球化。他们常将其描述为某种邪恶力量。实际上，全球化不过是指跨洲际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当特朗普威胁要对中国加征关税时，他是在试图削弱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依存度，因为他认为这正是美国工业和就业流失的罪魁祸首。全球化确实带来了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但特朗普的对策选错了目标：他攻击的，恰恰是那些对美国和世界有益的全球化形式，却未能真正应对那些有害的部分。总的来说，全球化实际上增强了美国的实力，而特朗普对其的攻击只会削弱美国本身。
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兼政治家李嘉图（David Ricardo）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这一理论至今仍广为接受。他指出，全球贸易可以创造价值，只要各国敞开国门，就可以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贸易带来德国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说的“创造性毁灭”：旧的岗位在这一过程中被淘汰，国家经济也常因外部冲击而动荡——有时这些冲击是其他国家政府有意为之。但这种破坏过程也会促使经济变得更高效、更具生产力。总体来看，在过去75年里，“创造性毁灭”增强了美国的实力。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从技术创新和全球增长的外溢效应中受益最大。
当然，增长的代价不容忽视。研究显示，美国在21世纪失去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当然也创造了新的岗位），而这场结构性转变的代价却主要由工人群体承担，他们往往得不到政府足够的补偿。与此同时，技术变革也让大量岗位消失，机器取代了人类的角色，而自动化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影响相互交织，难以明确区分。更糟的是，这种相互依存所带来的压力，因中国强劲的出口攻势而雪上加霜，而这一趋势似乎尚无减弱迹象。
移民与相互依赖
尽管经济全球化提高了全球生产力，但这种转变对许多个人和家庭来说可能是痛苦的。很多人不愿搬迁至就业机会更多的地方，而另一些人则愿意跨越半个地球去寻找机会。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浪潮伴随着人口在国与国之间的大规模迁移，这是另一种重要的相互依赖形式。移民不仅能丰富接收国的文化，还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因为移民往往将技能带到更能发挥其效能的地方。对移出国而言，移民可缓解人口压力，并通过侨汇获得经济利益。移民还具有“自我持续”特征：如果各国没有设置高门槛，移民流动通常会不断增强。
特朗普将社会变动归咎于移民。虽然部分类型的移民在长期内显然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在短期内却容易被政治对手描绘成威胁，并在部分人群中激起强烈反对情绪。突发性的移民激增往往引发剧烈的政治反应，移民很容易被当作各种经济或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即便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移民几乎成为各民主国家中攻击现任政府的首要民粹议题。这一议题在2016年助推了特朗普上台，在2024年亦然。
民粹主义者更愿将经济动荡归咎于“外来者”，而不是接受技术变革和资本流动才是根本原因的现实。近年多国的选举中，全球化所带来的压力成为了主导挑战。面对这种压力，政治人物往往倾向于试图通过关税和其他壁垒“逆转”全球化，正如特朗普所做的那样。
特朗普对全球化的攻击正在削弱美国的力量。
经济全球化在历史上曾被逆转。19世纪，贸易和移民迅速增长，但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这一趋势戛然而止。直到1970年，全球贸易额占经济总量的比例才恢复到1914年的水平。这种倒退有可能再次发生。1950至2008年间，全球贸易增长迅猛，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增速放缓。总体而言，从1950年到2023年，全球贸易总量增长了约4400%。如果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演变为全面贸易战，将造成巨大破坏。贸易战往往容易演变为长期、升级的对抗，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当然，反过来看，要撤销每年高达五千多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并非易事，这可能迫使国家间理性权衡，从而避免全面贸易战。同时，即便各国对美国进行“对等反击”，他们之间的贸易可能仍保持畅通。地缘政治因素也可能加速全球贸易断裂，比如若台海爆发冲突，中美贸易很可能戛然而止。
不少分析者将近年来几乎所有民主国家中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抬头归咎于全球化扩散速度过快。冷战结束后，贸易与人口流动急剧加速，政治开放与通讯技术进步降低了跨境流动的成本。如今，关税与边境管制的反扑可能让这一进程降温。而这对美国而言不是好消息：美国历来凭借移民所带来的活力与创造力增强国力，这一点在过去几十年中尤为明显。
无国界的问题
没有哪场危机比气候变化更能凸显全球相互依赖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家预测，气候变化将带来巨大代价：冰盖融化、沿海城市被淹、热浪加剧、天气模式混乱……即便在近期，飓风与山火的强度也已明显因气候变化而恶化。气候变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IPCC）在揭示这些风险、共享科学信息以及推动全球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特朗普政府却撤销了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与国际努力的支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一方面削弱了对有益全球化形式的支持，另一方面却也削弱了应对生态全球化（如气候变化、疫情等）的能力，而这类问题的代价可能极其巨大。
例如，新冠疫情在美国造成超过120万人死亡；《柳叶刀》估计全球死亡人数高达1800万。病毒快速席卷全球，正是当代全球化、尤其是国际旅行的直接后果。
而在其他方面，相互依赖仍是美国实力的关键来源。例如，科学家之间的国际合作大大加快了技术突破与创新速度。直到特朗普政府上台前，这种科学网络扩张几乎未遭遇政治抵制。衡量全球化对人类福祉影响时，这一面无疑应被归入正面清单。比如，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中国科学家曾向全球同行分享了病毒基因组序列。
因此，特朗普新任期中最令人困惑的举动之一，就是他对联邦科研支持的大幅削减——即便这些研究在回报率上非常可观，支撑了美国的创新速度与全球影响力。尽管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仍居全球领先地位，特朗普政府却试图削弱它们：取消经费、限制学术自由、阻挠全球优秀人才入境。这种举动几乎只能被理解为一场针对“精英”的文化战争，因为这些学术精英未能效忠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这是一种彻底的自残行为。
特朗普政府正在削弱美国软实力的另一项关键工具：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倡导。
尤其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人权”这一价值理念在全球广泛传播。苏联于1991年解体后，民主制度和规范扩展到东欧大部分地区（包括曾短暂扩展至俄罗斯）、拉丁美洲，以及非洲部分国家。到2000年左右，全球被归类为自由民主或选举民主的国家比例略超50%，此后略有下降，但仍接近这一水平。尽管冷战后的“民主浪潮”已趋平稳，但它留下了深远印记。
民主规范和人权理念的广泛吸引力，无疑增强了美国的软实力。专制政权普遍反感人权团体对其“主权”的干涉，而这些团体通常设在美国，并得到美国政府和非政府资源的支持。过去一段时间，专制国家基本处于防守、抵抗状态。因此，一些长期受到美国批评或制裁的威权政府，对特朗普政府放弃支持海外人权事务的做法表示欢迎。例如，特朗普关闭了美国国务院全球刑事司法办公室、全球妇女事务办公室以及冲突与稳定行动局。这些政策将阻碍民主在全球进一步扩展，并严重削弱美国的软实力。
押注于虚弱
全球相互依赖是不可能逆转的。只要人类仍在迁徙，只要通讯和交通技术不断进步，它就会持续存在。全球化的历史可追溯数百年，其根基甚至早于丝绸之路。15世纪，远洋航运技术的革新开启了“地理大发现”时代，随后是欧洲的殖民扩张，深刻影响了当今的国家边界。到了19、20世纪，蒸汽船和电报的发明加速了这一进程，工业革命将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而今天，信息革命正以相同方式重塑服务型经济：全球数十亿人随身携带一部手机，其所存储的信息量在50年前堪比一座摩天大楼。
虽然世界大战曾短暂中断经济全球化并限制了移民流动，但在没有全球性战争、技术又持续迅猛发展的前提下，经济全球化仍会继续发展。生态全球化与全球科学合作同样不会终止，而价值观与信息也将继续跨越国界传播。有些全球化形式可能带来负面影响——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典型的“无国界危机”。要将全球化引导为人类共同利益服务，各国必须协调合作。为了实现这种协调，领导人需要构建并维系一系列联系、规范与制度性的网络。而这些网络的中心节点——美国，仍是全球经济、军事、科技与文化的最强国家之一，因此将由此继续获得软实力红利。
然而，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短视做法却令人担忧。他痴迷于施加“强权”手段，例如操控贸易不对称与施加制裁，而不是加强合作关系，反而正在侵蚀而非巩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他对盟友“搭便车”的成本极度敏感，却忽略了一个根本事实：正是美国“开车带队”，所以它能够决定方向和路线。特朗普似乎没有意识到，美国真正的力量来源于与世界的相互依存。他不是在“让美国再次伟大”，而是在把美国的命运押注在一种危险的虚弱选择上——这是一场悲剧性的赌博。
文献来源：Robert Keohane & Joseph Nye Jr. The End of the Long American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25. 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end-long-american-century-trump-keohane-nye
Great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