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学生及其家庭来说，每学期收到的账单不仅是一份数字，更是一份沉重的债务契约。2024-2025学年，布朗大学的本科总费用正式跨越了 91,676美元 的大关。如果计入杂费与生活成本的波动，一名本科生在这所常春藤盟校完成四年学业的总支出轻而易举超过 40万美元。
然而，在这座以“开放课程”和自由精神著称的校园里，一场关于“钱去哪了”的冲突正在从学生新闻编辑室燃烧至美国国会的听证席。华裔学生记者亚历克斯·谢（Alex Shieh）近日在国会众议院作证，披露了他通过大数据挖掘揭开的真相：学费的猛涨并非主要用于提升教学质量，而是被投入到了一个日益臃肿、官僚化且缺乏透明度的校行政机器中。
隐藏在账本里的“官僚增量”
故事的转折点始于谢和他的团队对布朗大学过去十年的财务审计报告与联邦税务申报（Form 990）进行的横向对比。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在教学资源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行政职位的扩张呈现出一种“不可阻挡的自我复制”。根据其披露的数据，布朗大学目前拥有约 3,800名行政人员，而其本科生总数仅为 7,200余人。这意味着，平均每 1.9名学生就要支撑一名行政员工的薪酬。相比之下，1970年代这一比例约为 1:4。
谢在国会证词中详细拆解了“行政去向”的三大板块。一是管理层的薪酬爆炸。 尽管布朗大学声称面临 4,600万美元的财政赤字，但高层行政人员的待遇并未缩水。调查显示，校内有数十名非教学高管的年薪超过了顶级教授，部分职位的薪酬在过去五年内增长了 40% 以上。二是部门职能的无限细分：机构内部出现了大量名称冗长且职能模糊的职位。例如，在“校园生活”这一单一维度下，学校设立了层层叠叠的副院长、助理副院长以及针对不同细分事务的“战略协调员”。这种“中层膨胀”导致了决策路径的延长和公文流转成本的激增。三是合规与公关机器。为了应对日益繁杂的联邦法规（如Title IX）以及维护学校在DEI（多样性、公平与包容）领域的品牌形象，布朗大学投入了数千万美元建立专门的办事处。谢指出，这些部门虽然初衷良好，但在实际运作中往往演变为一种“自我审查”与“品牌防御”的工具，而非直接惠及学生的教育资源。
“学生们在支付常春藤水平的学费，却在接受日益官僚化的服务，”谢在听证会上直言，“每一笔新增的‘管理费’，实际上都是对教学投入的挤压。”
言论自由和机构权力的对抗
如果说财务数据的披露是第一波冲击，那么校方对谢及其报道团队的后续反应，则将此事升级为一场关于言论自由与机构权力的对抗。在谢的调查报道发布后不久，布朗大学行政部门并未就数据准确性进行公开辩论，而是通过其庞大的“学生行为管理系统”对谢启动了多项纪律调查。这些调查的理由充满了官僚色彩：涉嫌非法获取校内非公开薪酬数据、违反学校信息技术使用守则，以及其创办的学生媒体（Brown Spectator）在使用“Brown”校名时存在商标侵权嫌疑。
“这是一种典型的‘通过程序实现惩罚’的策略，”言论自由保护组织（FIRE）的高级研究员在评价此案时表示。通过将调查周期延长、反复要求谢参加闭门问话，校方在客观上造成了寒蝉效应。谢在国会作证时披露了一个细节：在一次闭门面谈中，校方官员不仅询问了数据的来源，还试图要求谢移交他的通讯记录，以核实是否有校内行政人员充当了“吹哨人”。校方甚至警告他，如果继续发布涉及特定行政人员隐私（即便该隐私属于公开薪酬信息）的报道，将可能导致其被开除。
这种反击揭示了行政膨胀带来的次生毒性：当行政部门拥有了过多的编制与资源，他们不仅会消耗财务预算，更会利用手中的“规则解释权”来消解任何可能威胁到该体系的内部监督。学生记者原本是校园民主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在高度企业化的大学管理层面前，这道防线显得异常脆弱。
联邦补贴下的“庞氏激励”
布朗大学的学费猛涨并非孤立现象，但谢的报道将矛头指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原因：联邦政府对学生贷款的无上限背书，以及大学对这一机制的利用。在《华尔街日报》对多位教育经济学家的采访中，这种现象被描述为“本内特假设”（Bennett Hypothesis）的现代版：当联邦政府通过贷款和补助向学生提供更多资金时，大学并不会降低学费，反而会通过增加行政开支、修缮昂贵的非教学设施（如豪华健身房和攀岩墙）来吸收这些多余的资金，从而维持其“精英溢价”。
谢通过对布朗大学资本性支出报表的分析发现，尽管学校声称由于赤字需要削减开支，但在某些基建项目上却极其慷慨。例如，部分行政大楼的装修标准远超学生宿舍。“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谢在国会指出，“联邦政府借钱给学生，学生将钱交给大学，大学将钱发给行政管理人员，然后行政管理人员再通过调高学费来弥补因为过度雇佣产生的赤字。最终的受害者是学生，以及背负巨额坏账风险的美国纳税人。”
在听证会上，这一观点引发了共和党与民主党议员的共同关注。共和党议员质疑联邦资金是否变相资助了大学的政治议程，而民主党议员则关注学费负担对社会流动性的阻碍。布朗大学的“行政自循环”成为了全美高校治理崩坏的典型案例。不仅是布朗大学，全美私立大学的行政人员增长速度普遍是全职教师增长速度的两倍以上。这种结构性错位导致了教育成本的“逆效率”：投入越多，产出的教学时间与研究成果比例反而下降。
象牙塔的治理重构和新公司的诞生
布朗大学这场风波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市的那座校园。它触及了美国高等教育治理的一个核心命题：谁才是大学的真正主人？长期以来，美国顶尖大学采用的是“教授治校”模式。然而，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张，教授在学校财务决策中的话语权被严重稀释。布朗大学的多位资深教授在匿名接受谢的采访时表达了类似的沮丧——他们在申请研究经费时步步维艰，而学校却能轻易拨出数百万美元用于雇佣新的公关咨询顾问。
谢在国会的作证不仅引发了社会对布朗大学的指责，更推动了立法层面的讨论。目前，已有议员提出法案，要求接受联邦财政援助的大学必须公开其“行政效率比”，并对行政支出的增长率设定上限。随着谢在国会证词的广泛传播，布朗大学校方被迫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校方不仅撤销了针对谢的所有纪律指控，还承诺将启动一个由第三方参与的财务透明度委员会。然而，对于已经突破 9 万美元大关的学费，以及那支庞大的、仍在运转的行政队伍，实质性的削减似乎依然遥遥无期。
在这场关于真相与权力的较量中，亚历克斯·谢并没有把自己看作英雄。“我只是做了一名记者该做的事：追踪金钱的流向，”他在证词的最后说道，“如果知识的获取必须以一代人的财务自由为代价，那么这种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失败。”
在面临长期的行政施压和对校园体制的幻灭后，亚历克斯·谢选择了提前离开这所他曾梦寐以求的学校。然而，他的离开并非撤退，而是战线的转移。离开布朗后，谢将其在校园调查中学到的技能转化为了一项更宏大的事业。他创办了一家名为 Antifraud Company（反欺诈公司）的初创公司，旨在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手段，自动化地发现政府、非营利组织及大学内部的行政欺诈与资源浪费。“我在布朗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不在课堂上，”谢最后说道，“而是当你试图追问权力中心的账本时，他们会如何反应。既然学校无法自我净化，那就需要从外部建立一种不可逆的透明度。”
目前，受谢的调查启发，国会已要求布朗大学提交自2019年以来关于学费定价和人员编制的所有内部通讯记录。另外，布朗大学已经解雇或撤销了103个行政岗位。这场由一名华裔学生点燃的火种，正在逼迫那些坐在宽敞办公室里的管理者们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大学，究竟是为谁而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