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中山大学一位青年老师收到《自然-通讯》的录用信，论文探讨钠离子电池的新型固态电解质。他没有立即庆祝，而是迅速打开账本：6990美元的文章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需要从课题组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划拨。这笔费用约合5万元人民币，相当于课题组半年电费、水费和学生补助的总和。这位老师的经历并非孤例。2025年上半年，《自然-通讯》共发表约5400篇论文，其中中国作者贡献约2100篇，占比约39%，位居全球首位。若按标准价粗略计算，这半年中国科研经费为该期刊贡献约1470万美元——相当于两架中型科学考察船的造价。这只是中国学者在全球开放获取（Open Access）出版体系中支付的冰山一角，却揭示了学术产出与经济支出的深刻纠葛。
学术GDP：高水平论文的强制追求与开放获取的完美契合
在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评职称、博后出站、青年人才项目结题、长江学者或杰青申报等职业关口，都离不开“高水平论文”的支撑。这些论文的评判标准往往直指国际期刊的影响因子，形成一种隐形的“学术GDP”竞赛机制。课题组获得的每一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研发计划或省部级基金，在结题时都要看其科研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如果无法产出足够的国际高影响因子文章，下一次经费申请很有可能面临失败。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经费支持实验，实验产出论文，论文换取更多经费。在这种高压环境下，6990美元的文章处理费不再被视为额外负担，而是项目预算中“其他费用”的一部分，与采购试剂或支付电费同样理所当然。
《自然-通讯》恰好契合这一需求：其影响因子稳定在14-18之间，不如《自然》或《科学》那样遥不可及，却足以提升简历的光彩；审稿周期仅3-5个月，远快于顶级主刊；更重要的是，作为完全开放获取期刊，发表后即全球免费获取，提升了文章的可见度和引用率。中国学者因此蜂拥而至，推动该刊中国作者占比持续攀升。许多中科院和985高校的研究员表示，这种选择不仅是学术策略，更是生存必需，因为本土评价体系将国际发表视为硬指标，而不太看重本土期刊的贡献。
理工科领域的开放获取主导与中国作者的精准匹配
从学科分布来看，开放获取期刊的爆发式增长集中在物理、化学、材料、工程、地球科学和临床医学等领域，这些正是中国科研投入最密集、产出最丰硕的领域。2024年全球开放获取发文量前20期刊中，18本为纯理工科，《自然-通讯》位居前列。2025年数据进一步放大这一差距：中国作者在这些期刊的占比往往超过30%。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供需的精准对接：中国理工科学者需要高影响力出口，国际开放获取旗舰刊则需要稳定的现金流。反观欧洲和北美的大学，他们多通过和出版商签订“阅读和出版”（Read-and-Publish）这样的转化协议，实现文章处理费集体打包，作者几乎零负担。中国机构尚未建立类似转化机制，费用主要由课题组自行承担。
结果，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散户买家”。据相关媒体报道，2024年，中国作者支付的文章处理费总额估计超过12亿美元，占全球开放获取市场收入的28%-30%，绝大多数流向Springer Nature、Elsevier、Wiley和ACS等出版集团。这些资金不仅支撑了出版商的运营，还推高了他们的利润率。Springer Nature 2024财年报告显示，其开放获取收入已占总收入的62%，毛利率高达68%。当中国学者为“学术GDP”全力冲刺时，这些国际巨头正从中获利丰厚，形成一种不对等的学术经济循环。
费用来源、研究者压力与隐形账单
文章处理费的支付表面上由课题组承担，实则源于全体纳税人。一笔典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60-80万元，4年期）中，用于试剂和仪器的资金往往不足一半，其余被房租、水电、差旅、发表费和劳务费瓜分。6990美元的文章处理费可能吞噬项目5%-10%的预算。更大型的重点研发计划，几千万元专项结题时需20-30篇《自然-通讯》级论文，光发表费就轻松超过500万元人民币。这些资金均来自财政拨款，最终追溯到税收来源。
对一线研究者而言，这笔隐形账单加剧了职业压力。许多青年教师将发表费戏称为“智商税”或“学术保护费”，却无人敢拒缴，因为拒绝意味着职业生涯中断。一位西北211大学化工系副教授感慨：“发一篇《自然-通讯》，相当于我妻子一年的工资，我们孩子刚上幼儿园，这压力不是学术那么简单。”华东某985高校材料系博后则透露：“我们组去年发了三篇，第一篇还兴奋，后面两篇纯属还债，月薪1.2万的我，常常为预算发愁。”这些吐槽在高校内部群组中司空见惯，却反映出更深层的困境：高文章处理费不仅压缩实验空间，还加剧了科研不平等，中西部机构和青年学者首当其冲。
全球公平、质量隐忧和改进路径
公开获取期刊的高额收费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讨论。中国学者多从资金外流和学术自主角度表达担忧。中科院院士王贻芳指出，开放获取模式虽促进知识共享，但对中国而言是“双刃剑”，他呼吁建立全国性转型协议，集体谈判降低费用，并投资本土开放获取平台，以实现“知识回流”。另有不少专家呼吁改革评价体系，降低对国际期刊的过度依赖，将”论文写在中国的大地上”。然而，这些努力面临严峻挑战。本土期刊数量有限，仅占全球SCI期刊的少数，且整体质量尚待提升，许多影响因子徘徊在5以下，难以与《自然-通讯》等匹敌。更棘手的是，本土期刊体系中充斥利益和人情交易：一些期刊优先考虑关系户投稿，审稿过程缺乏透明，从而导致学术声誉受损。
国际学者则聚焦质量控制和全球公平。哈佛大学前图书馆馆长Sarah Thomas在相关报告中表示，开放获取转型虽加速知识流动，但需警惕出版商的审查和成本转嫁问题，她建议出版商采用分级定价，根据国家收入调整文章处理费，并推动全球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学者。英国开放大学教授Martin Weller批评当前模式加剧“出版贫困”，特别提出“钻石开放获取”作为替代方案，即由机构或政府资助期刊运营，无需作者付费。他认为，中国可借鉴欧盟Plan S计划，建立强制开放获取政策，同时加强国际合作，避免单边依赖。
一项针对论文作者的访谈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担忧开放获取会引发“洪水般的非同行评审内容”，并加剧不平等——资金充裕的机构优先选择高费期刊，而资源匮乏者被迫转向低端刊物。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Paul David从数据角度分析，这种激励错位不仅阻碍创新，还放大全球知识差距，他推荐开发AI辅助审稿工具，降低成本并提升质量控制。更多专家和学者认为，改进需多方合力：改革评价、谈判费用、投资本土，并强化全球质量机制，以确保开放获取真正服务于科学进步而非商业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