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旨在打破社会固化的教育普及化浪潮，却在二十多年后显示了复杂的后果：大学文凭的广泛拥有，非但没有终结家庭背景的影响，反而促使优势资源以更精致、更具韧性的方式，继续代际传递。一项基于长年数据调查的实证研究，揭示了中国这场宏大社会实验的复杂真相。
对于数以亿计的中国家庭，尤其是那些世代耕耘于土地或工厂的家庭而言，1999 年的那场高等教育大扩招，无疑是照进现实的一束强光。它代表着一种清晰的社会契约：只要努力学习，大学文凭就能成为一张通行证，将你带离父辈的艰辛，进入现代经济的光鲜世界。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高校入学率如潮水般暴涨，从精英阶段的不足 10% 跃升至今天的普及化阶段，这是一个空前的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公众普遍怀抱的信念是：教育的普及化，即意味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当大学教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时，家庭背景对个人成就的影响自然会削弱，“拼爹”的时代终将让位于“拼能力”。
然而，近期发表在国际学术要刊《国际教育发展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上的最新研究，却为这乐观的社会叙事提供了一个审慎且令人不安的注脚。两名研究人员利用长达八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深入剖析了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对代际收入相对流动性的影响。代际收入相对流动性，是衡量社会公平的核心指标，它探究的不是子女的收入是否高于父母——那是经济增长带来的水面整体抬升——而是子女在社会收入阶梯上的位置和排名，是否能够独立于父母的排位。他们的发现令人警醒：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看，并未显著削弱父母收入地位对子女最终收入成就的关联强度。
这并不是说教育价值的丧失，大学文凭依然是进入当代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必要门槛。但研究明确指出，在决定个人在社会收入阶梯上的相对排名和最终位置时，家庭资本的阴影，不仅没有消散，反而以一种更具韧性、更精致的方式继续发挥作用。
那么，优势家庭是如何在高教普及的洪流中，依然确保其地位的代际传递呢？研究揭示了一种优势资本的“升级”与“转移”机制。在扩招前，稀缺的大学名额是第一道、也是最难逾越的门槛。当时，家庭的竞争主要集中在确保子女能够“跨过门槛”。但当扩招将这道门槛夷为平地时，城市中高产家庭展现出了惊人的策略适应性。他们迅速将竞争的焦点转移到了教育的内部质量分层上。他们不再满足于子女“有大学上”，而是聚焦于“上最好的大学”。
研究的量化模型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高等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的城市和区域。在这些资源富集区，代际收入的关联性非但没有下降，反而观察到了增强的趋势，暗示着流动性面临固化的风险。社会学家将此解读为：高等教育的普及，实际上促使优势家庭将资源竞争从“学历的数量”转向了“学历的质量”。他们通过运用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很早就开始为子女打造一条通向重点大学和海外名校的道路。
这些重点大学的文凭在人才市场上，不仅仅是一张学历证明，它更是一种稀缺的身份信号、一个高价值的校友网络。在人才市场供过于求的背景下，雇主自然倾向于选择来自头部高校的毕业生，这有效地巩固了优势阶层对顶级就业资源的垄断。教育普及，反而讽刺性地让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和排他性被进一步凸显和争夺。这标志着阶层壁垒从“是否接受高等教育”的显性门槛，转向了“接受多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的隐形壁垒。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教育资源稀缺的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所面临的“低质量陷阱”。扩招确实将更多的农村孩子送进了大学，这是历史性的成就。然而，这些学生往往进入的是教育投入不足、社会声誉相对较低的普通本科和大专院校。当他们带着文凭走向竞争日益激烈的劳动力市场时，这张文凭的“含金量”往往不足以抵消他们家庭在社会资本上的巨大劣势。他们缺乏关键的职业指导、缺乏高端实习机会，更缺乏能够引荐他们进入高回报行业的家庭人脉。
研究发现，这些学生的收入提升效果微弱，其经济回报不足以帮助他们跨越父辈的低收入阶层。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这种现象不仅意味着教育投资回报率低下，更残酷地暗示了代际贫困的传递链条在教育普及的表象下，依然顽固地存在着。对于这些家庭而言，教育投入所带来的机会成本高昂，却未能带来实质性的阶层跃升，仿佛更像是一种成本巨大的“安慰剂”，而非真正的“流动跳板”。
然而，研究也指出，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在于教育层次的升级。在本科教育普遍化带来的“学历贬值”压力下，研究生教育（硕士和博士）成为了新的社会流动阶梯。这种更高层次的专业化教育，提供了新的稀缺性和人力资本积累高地，显著提升了个体的收入排位。即便是来自河南农村的一个女孩，通过不断的努力，拿到了重点大学的博士学位，依然有机会在一线城市获得重点大学的教职。当然，即使在这新的高地上，优势家庭依然占据先机：他们更有能力提供支持子女继续深造的经济基础和资源优势。
更值得深思的是，最新的研究趋势，例如对海归就业的分析，进一步证实：在竞争最激烈的就业阶段，家庭的社会资本（父母的职业网络、体制内关系）对子女进入高薪体制内职位的边际贡献，甚至超过了留学名校本身带来的教育资本回报。这表明，家庭的资源不仅决定了教育的起点，更决定了教育回报的终点和变现效率。这使得整个代际传承的链条，显得更加复杂而坚韧。
这项研究的发现，最终将视角引向了宏观结构性问题，即经济学中著名的“盖茨比曲线”现象。研究强有力地证实，中国的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正在显著地削弱代际收入流动性。这警示我们，教育改革不可能脱离社会整体经济结构而独立成功。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会侵蚀教育机会的公平性，最终导致教育作为流动工具的效力被削弱。教育系统就像是一个高效的放大器，它放大了能力和努力的回报，但同时也放大了不平等的初始投入。
这为政策制定者提出了一个核心命题：未来的教育公平政策，必须从仅仅关注“教育数量”的增加，果断转向“教育质量”的公平配置。这要求政府进行更具战略性的资源投入：不仅要改善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普通高校的教学质量，从根本上缩小校际之间的教育质量差距，提升普通文凭的市场含金量；同时，也要针对弱势群体的毕业生，提供更有力的职业网络和就业社会资本支持，帮助他们弥补家庭背景的缺失。
参考文献：Nan Zhang, Hongmin Fan, Th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effects of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Volume 111, 2024, 103169, https://doi.org/10.1016/j.ijedudev.2024.103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