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肯塔基州通过的一项高等教育法案，再次把一个原本相对稳定的制度问题推到了公共讨论前台：终身教职（tenure）在美国是否正在发生结构性松动。该法案允许公立大学在“财政原因”下裁撤包括tenure教授在内的岗位，例如招生下降、项目收支失衡等。这一变化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并不只是因为单一州的政策调整，而是因为类似改革正在多个州同步出现，呈现出明显的扩散趋势。
要理解这一变化，首先需要看tenure在今天美国高校中的真实结构位置。根据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基于联邦IPEDS数据的统计，到2023年前后，美国高校中仅约32%的教师处于tenure或tenure-track轨道，而这一比例在1987年还超过53%。与此同时，约68%的教师属于非tenure或临时性岗位（contingent faculty）。换句话说，在当代美国大学中，tenure已经不再是“多数人的制度”，而更像是少数稳定层结构。
这一结构变化还体现在教学体系的实际构成上。美国高校中约一半教师为兼职或按课计酬的非全职教师，在社区学院等教学型机构，这一比例甚至可达70%–80%。因此，从运行机制上看，美国大学早已不再以tenure教师为绝对核心，而是依赖大量非稳定雇佣结构维持日常教学。这为当前tenure制度“边界松动”提供了现实基础——制度变化发生在一个本就高度分层化的劳动力体系之中。
在这一背景下，肯塔基州的新政策更像是一个“制度放宽节点”，而非孤立事件。其关键变化在于：将原本高度受限的“财务紧急状态（financial exigency）”逻辑，扩展为更宽泛的财政理由体系，使“低招生”“项目亏损”等常规运营指标，也可能成为裁撤tenure教师的合法依据。这意味着tenure的保护条件，从“极端例外情况”逐渐向“日常财政治理工具”靠拢。
但更重要的是，这一趋势并不局限于肯塔基州，而是在多个州同时推进或已部分实施。根据2024–2025年间的州立法与政策动态统计，美国已有至少10至12个州在不同程度上引入或强化了对tenure的限制机制。这些措施主要集中在共和党主导州，包括德克萨斯、佛罗里达、俄亥俄、印第安纳、北达科他、犹他等地，内容涵盖“强化绩效评估”“扩大解聘理由”“增加定期审查”以及“削弱程序性保护”等多个方向。
例如，在印第安纳州，高校预算体系中引入了针对tenured faculty的“生产力审查机制”，要求量化教学与科研产出，未达标准者可被解聘。在俄亥俄州，新规允许在年度评估中加入学生对“课堂意识形态偏见”的评价，并将其作为解聘依据之一。德克萨斯州则通过立法扩大tenure撤销的适用条件，使高校董事会拥有更大裁量权。尽管各州具体形式不同，但共同点在于：tenure不再被视为绝对稳定，而是逐步纳入持续评估与条件性保留框架。
更具结构意义的是，这些政策并非直接废除tenure，而是通过“制度内嵌方式”改变其实际效力。这种路径的关键特征在于：形式上tenure仍然存在，但其不可解雇性被逐步削弱。例如，通过“项目关闭”“院系重组”“财政紧缩”等机制，即使不触及学术不端，也可以实现人员调整。这种方式在法律与政治层面更易通过，但在制度效果上可能更接近“软性去tenure化”。
从政策动因来看，这一趋势与美国高等教育财政结构变化密切相关。过去几十年，美国公立高校来自州政府的拨款比例持续下降，而学费与市场化收入占比上升。在部分州，州拨款占高校总收入的比例已从20世纪中期的50%左右下降至明显更低水平。财政压力使高校管理层更倾向于将人力成本视为可调节变量，而tenure由于其长期雇佣属性，被视为缺乏弹性的结构成本。
与此同时，社会层面对高等教育的信任与评价也在变化。在部分政治语境中，高校被要求提高“经济回报率”与“就业导向”，人文学科与基础研究因此更容易被纳入成本审查框架。这种价值导向的变化，使tenure制度不再仅仅是学术自由问题，而同时成为财政效率与公共支出合理性的争议焦点。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变化并不等同于tenure制度的消失。在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中，tenure仍然保持较强制度稳定性，尤其在科研体系与学术声誉结构中仍发挥核心作用。但在州立大学体系内部，tenure的实际覆盖率与保护强度正在明显分化。制度的统一性下降，正在形成一个“多层级tenure体系”：一端是高度稳定的研究型机构，另一端是以财政约束与合同制为主的教学型体系。
这种分化也体现在制度体验上。对于新一代学术人员而言，tenure不再意味着“接近终身保障”，而更接近“在持续评估条件下的长期合同”。尤其是在非R1高校（研究型大学以外系统）中，post-tenure review（终身教职后评估）机制正在普遍强化，使tenure逐渐嵌入周期性审查体系之中。这种变化使制度从“静态保护”转向“动态维持”。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美国tenure制度正在经历一种功能重构：它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具有强排他性的学术保障制度，而正在转变为一个嵌入财政治理与绩效管理体系中的“条件性保护机制”。肯塔基州的政策只是这一过程的最新节点，而非起点或终点。
因此，这场变化的核心问题已经不再是“tenure是否存在”，而是它在多大程度上仍然能够抵御来自财政、政治与组织效率逻辑的持续侵蚀。换句话说，美国高等教育正在经历的，并不是tenure的简单削弱，而是其制度含义本身的重新定义。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曾经被视为学术自由象征的制度，正在逐渐进入一个需要不断被重新谈判边界的时代。
